2015：非洲如何走出埃博拉阴霾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4年中旬访问非洲时曾经表示：“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非洲。”
 
　　在全球经济总体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非洲经济仍保持活力。非洲国家2013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与一些东亚国家相当。按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25年，5个非洲国家中将有3个达到中等收入。丰富的资源、生机勃勃的服务行业、出口、农业产量增长都为非洲经济发展输送力量。
 
　　埃博拉魅影
 
　　然而，疾病和贫穷像阴霾一样不时地飘浮在非洲大陆上空。疟疾、艾滋病和肺结核是非洲危害公共健康的三大主要疾病。2014年埃博拉肆虐西非，成为非洲第四大规模流行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称，在西非国家，已有20656人感染埃博拉病毒，其中8153人已死亡。虽然新增死亡人数规模有所下降，但每天仍有新的感染病例。专家称这场疫情仍会持续至少半年。
 
　　2015年非洲依然难摆脱埃博拉阴霾的影响。当非洲正要开始巩固其经济增长时，埃博拉疫情来袭，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这三个主要疫区的农业、矿业、服务业以及旅游业等经济活动几近停止，经济增长遭遇“黑天鹅”。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4年埃博拉给这三国带来的经济损失达到5亿美元，这一数字仍在增长，并且预计经济将萎缩20%-30%。农业同样受到打击，食物价格上涨，面临食品安全危机。这三个国家的就业和收入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埃博拉病毒危机爆发使供应链断开，很多矿藏被迫关闭。世界银行将2014年非洲采矿业预期从增长4.4%下调为紧缩1.3%。
 
　　非洲机会
 
　　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要到期，取而代之的是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对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建构，各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的看法。非洲方面通过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非洲共同立场》（简称《非洲共同立场》），提出了非洲对2015年后议程建构的三项指导原则。
 
　　其一，创造工作岗位。近些年非洲的发展并未创造足够的工作岗位。在过去10年里，非洲劳动人口增加了9100万，其中只有3700万人从事有偿工作。这一滞后发展给社会带来挑战，尤其当非洲劳动年龄人口数不断扩大，伴随青年人群失业人数增加。2015年后发展议程必须确保非洲的结构性改革，使其农业生产率高于劳动岗位增加。由于农业耕作是非洲78%的极端穷困人口的主要谋生手段，优先发展农业是非洲消除贫困的要素，但制造业一直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非洲的发展是由充满活力的服务行业驱动的。电信业、零售业、交通和旅游业的发展占1995年-2011年累计GDP增长的62%。创造足够数量劳动岗位从而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减少贫困，需要非洲各国政府突破这三个领域发展的局限性。
 
　　其二，和平与安全。撒哈拉以南24个国家的极端贫困率高于40%，其中18个国家被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列为脆弱国家。这意味着要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脱离贫困，就需要加大对和平、安全和机构改革的投入。《非洲共同立场》也把和平与安全作为发展议程的支柱之一，但目前在实施方案中和平与安全部分却是表达最不完善的部分。如何具体实施需要政府和投资者跨出自身的“舒适区”。
 
　　其三，基础设施和管理。非洲交通、电力、灌溉、蓄水等基础设施落后。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一个规模更大的管道工程和优良的管理来吸引私人长期投资和新的融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约为480亿美元/年。非洲基础设施建设50项重点工程由非洲发展银行建立，为加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集资提供专业知识、早期资金、专业工程队伍。但这是不够的。总体上，非洲还未达到较高的基础设施管理、运营和维护水平。法治长期欠缺、腐败问题持续导致了私人资本投资不足。同时，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施期，尽管人们能享有大部分基本服务设施，但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仍然很大。要实现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包容性，需要解决千年发展目标没有解决的细节问题，如专利、歧视和腐败问题。
 
　　2015年非洲各国政府应该在以上方面采取大胆的措施，从而确保“包容性增长”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的中心地位。
 
　　2015年是一个机会，非洲国家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在《非洲共同立场》的框架下布局地区监督和责任制，制定清晰的融资计划和国家层面的实施战略。
 
　　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六次会议将在南非举行，这有可能是非洲走出埃博拉阴霾的另一个外部机会。
 
　　作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一举一动对非洲大陆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在前三次会议上，中国对非洲投资每次都比上一次翻了一番。按照这样的规律，中国很可能会在这次会议上有新的出资承诺。
 
　　关键问题是中国将会优先投资哪些领域以及非洲如何在与中国合作过程中保证非洲大陆利益最大化。
 
　　2014年5月李克强在访问非洲期间，提出了中非合作的“461”框架，推出包含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区域航空三大网络的中非合作具体方案。其中一些方案将会在此次中非合作论坛上落实。
 
　　非洲领导人应该制定策略，在会议上根据自身需求对中国的投资提出要求。例如非洲人们优先考虑农业转型，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食品安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