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改革是新医改的重中之重。从7月1日开始,北京、深圳等地公立医院的试点改革工作相继展开。深圳全市公立医院彻底废除以药补医,北京五家医院试点医药分开。这些举措能否真正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保障公立医院的公平性与公益性?本报就此专访了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教授。
医疗是天然垄断的,不可过度市场化。民营医院只能作为整个市场的一个补充。高档的医疗服务可以由民营医院来做。公立医院应该为最广大的老百姓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医改就是为了体现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医疗保险的费用也好,国家财政投入的钱也好,应该更多考虑投入到医务人员的人工费用方面,只有这样,看病费用才能真正降下来。
医改核心
“改来改去就是为了体现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
问:这次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主要是什么?
答: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医改的核心就是改公立医院。因为,在中国整个医院里面,公立医院占到90%左右。这次公立医院改革把药费降下来是应该的,但是,一边是药品零加价,一边又要多收取药事服务费等费用。如果多出来的部分完全靠患者来掏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陈竺部长今年年初有个讲话,提到了医护人员的劳动报酬问题,他表示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一定要体现出来。其实我们医改改来改去就是为了体现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医疗市场化以来,政府投入少了,主要通过药品加价的方式来弥补医护人员的人工费用。现在药品零加价了,但医护人员的人工费一涨,对患者而言,又多出了其他的费用。
问:您认为这次公立医院改革并不能真正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答:可能会好一点,因为我没有仔细去算过两边怎样平衡,但是看起来,应该没有真正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挂个号(医事服务费)就要200元,这是需要掂量掂量的。有种说法是,我们为新医改已经付出了一万亿元,但这些钱大都用在设备、设施上了,如果国家能将这些费用多分一点在人工上的话,看病贵的问题就会得到缓解。
问:政府给予补贴后,可能会对地方财政造成很大的负担。怎么解决?
答:还用以前的办法,经济好的地方自己补贴,经济不好的地方中央财政补贴。现在,钱已经花出去了,却没有抑制医药费用上涨,实际上是“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
发展方向
“买服务就是买人工”
问:您觉得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怎样的?
答:医疗保险的费用也好,国家财政投入的钱也好,应该更多考虑投入到医务人员的人工费用方面,而不是让老百姓在这一块多支出,只有这样,看病费用才能真正降下来。
一些人在医改工作中存在认识误区。他们认为,购买医疗设施,这些钱就变成了国有资产,而一旦这些钱投入到人工里,就认为国有资产流失了。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按照国际惯例,政府无论是补贴医院还是学校,补贴的都是人工费用。国家的医疗投入从新医改开始以后,每年都在以20%的速度上涨。可是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问:那么您觉得公立医院改革应当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才算是成功了呢?
答:第一,我觉得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公立医院与基层医院、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有明确分工。社区医疗服务中心主要就是做初步的检查,病情严重一点的,才转到公立医院去。基层的服务中心最好为每个社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甚至主动上门服务。我们不是要在社区再办一个医院,而是要真正建一个服务中心,体现它“服务”的特点。
第二,以前对人有很大威胁的疾病都是急性传染病,如肺结核、天花等等。但随着抗生素和疫苗的出现,急性传染病基本都被控制住了。到五十年代以后,对人威胁很大的疾病基本上都是慢性病。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医疗服务也要改变,人的心态也要有所改变。有些慢性病,如糖尿病,一日服药,终生服药。这些疾病在诊断之后就用不着再上大医院去了,定期到基层的医院去拿药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解决公立医院的很多负担。
问:我们现在既要求公立医院体现公益性、公平性,又要求它体现一定的效率,这本来就是比较矛盾的,如何来理解这个问题?
答:其实我们的公立医院是很赚钱的,这与其公益性是不匹配的。但它赚来的钱也是为了满足给医护人员提供比较高的薪资要求,这实际上又是合理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那个问题,要解决医护人员的人工服务费问题。
我们一直搞不懂“买服务”“买”的究竟是什么。其实买服务就是买人工,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而我们更多地买了医疗器械,建了医院,盖了楼。其中很多钱是拿去建了乡镇卫生院。我在这一点上一直有不同看法。例如在珠三角地区,老百姓生个小毛病去村里的卫生所看看就行了,稍微大一点的病,交通这么便利,肯定就直接搭车去市里的大医院了,很少有人会去乡镇一级的医院看病。我一直认为,除了真的比较偏僻的地方,大部分地区的乡镇医院都是鸡肋。但这些年,我们为乡镇卫生院投入了很大一笔钱。看似公平,但其实效率很低。
存在问题
“医疗是天然垄断的,不可过度市场化”
问:医疗体制出了问题,最根本的原因一是政府失责,二是市场失灵。医改中哪些问题应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哪些需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答:医疗是个非常特殊的东西,它是天然垄断的,不可过度市场化。民营医院只能作为整个市场的一个补充。如果有人有更高的需求,比如不想排队,生孩子想要住五星级病房,这些高档的医疗服务可以由民营医院来做。公立医院应该为最广大的老百姓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我们正好反过来,许多公立医院提供高档医疗服务,私立医院或者诊所收费便宜、但质量又不一定能保证。所以这一块发展的方向是有问题的。
这两年卫生部一直在讲公立医院改革是重点,一直在这方面做文章。
医改的核心在于体现医务人员的价值
http://www.pharmacy.hc360.com2012年07月10日10:59米内网
医院是天然垄断的,患者没有和医生讨价还价的权利。我们一直在讲“信息不对称”,其实不仅有信息不对称,还有“权力不对称”。医生有处方权,有治疗权。患者有什么病,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医生说了算。比如,一个人患了肾结石,他明明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但每次去医院依然要做全面的检查。这就是一种权力。所以在医患关系当中不可能实现市场化,因为市场化的主体之间是平等的。而当患者有一些更高的要求时,应允许有一些市场化的民营医院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我们目前恰恰不是这样。在香港地区的全民医疗体系中,公立医疗资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总是不足的,它最大的缺点就是看病要排队。在这种情况下,私立医院、私立诊所就出现了。所以,经济上稍微宽裕一些的人,就可以选择私立医院。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模式。
解决思路
“大医院应该集团化”
问:这次医改,除了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还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虽然服务费提高了,但患者还是会一拥而上,跑去三甲医院。医疗资源分配是不平衡的,这个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答:我们应当多宣传基层医疗服务中心的作用。我一直主张大医院应该集团化。比如,能不能让协和医院包下北京某两个区的医疗服务,这两个区的一级医院、二级医院都是属于“协和集团”的。
这样有很多的好处,首先,集团化之后会提高大医院的效率。比如,在美国就有一些康复医院,手术后,患者会被转到康复医院去,医生开的医嘱在康复医院也有效。这样会减轻大医院的负担。但在中国,患者康复期间仍继续住在医院。美国大医院病房的周转时间是7天,而中国是21天。其次,大医院应当与基层的医疗机构有联系。医生是可以流动的,好医生也可以到基层来看病,可以统筹好所有的医疗资源。
他山之石
德国模式可供借鉴
唐钧介绍,现在世界上基本上有三种医疗模式,第一种是全民医疗服务,就是财政出钱建公立医院,为所有的人服务。比如我国香港地区,患者看病只需交类似挂号费的很少的钱。第二种是全民医疗保险,就是德国模式。它有一个医疗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大家把钱全都交到医疗保险机构,看病时,由医疗保险机构付费,个人不需要与医院打交道。第三种是美国模式。美国联邦政府立法,有一定规模的公司都必须去保险公司为自己的员工购买医疗保险。
我们目前的医疗体制有一点像德国模式,但在德国模式中,第三方不是政府,而是民间的非赢利机构。而且这样的机构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若干个可供选择。其次,中国的患者需要自付一部分医疗费,但在德国,如果国民购买保险,医疗费就全由保险机构来出。
专业医务社工可治“医闹”
在澳大利亚的许多医院里,有专业的医务社工,专门负责对病人及家属进行精神安慰和心理疏导。病人进了医院,可以在社工的帮助下,和医生沟通并进行治疗,医生更多的只是负责医疗技术性的部分。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医患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