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岁的北大医学教授熊卓为说笑着走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时，她一定不会想到会被自己工作多年的医院、会被医学院的学生“治死”。作为一名颇有建树的医学专家，她肯定对自己工作的单位、对自己的同事和学生满怀热爱和信任。不幸的是，由于错误的诊治、粗暴的抢救，她匆忙离世。而为了掩盖误诊、不具资质的医生非法行医等事实，院方多处修改熊卓为的病历、手术记录、化验报告甚至死亡证明。
我不是医学专家，只知道没有行医资格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能给人看病的。那些个还没有毕业的学生，连处方权都不具备，怎么能够上手术台做手术、拯救危重病人，并且在出现医疗事故之后，还像没事儿人似的照样接诊、丝毫不受影响地获取医师资格、继续救死扶伤？
这样几个细节让人耿耿于怀：熊卓为所接受的骨科手术，也许并非必要；她术后本该接受抗凝血治疗（这是她致死的直接原因），却没有；病危抢救时，她的肋骨被压断，心脏被刺破，肝脏裂口达3厘米宽8厘米长——这到底是在救人，还是在暴力杀人？
诊治熊教授的医生中，有3人是没有执业资格的学生；经法院认定属非法行医的于峥嵘，如今已是北大医院的主治大夫，正在国外学习交流。而按相关法律规定：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医生是一个高风险职业，正因为如此，才对医生的行医资格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没有执业证书的人，不得非法行医；从事急诊急救工作的医生，必须有5年以上的临床经验。但在北大医院，这所全国知名的大医院，这所诸多学科居领先地位的好医院，却活跃着一群没有资格证书的医生的身影！
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万军手里有3起案子，都涉及非法行医和修改病历，被告方都是北大医院。
刘莉，一个19岁女孩，因误诊死亡。给她诊治的10名医生，8名没有医师资格；王磊，去医院看感冒，入院50小时后死亡。在已发现用药有问题的情况下，诊治医生（医学院的大三学生）漫不经心，坚持用药。参与诊治的医生护士中，有12人没有执业资格。其病历随后被修改达136处。
孙万军惊诧不已：“我竟然发现有34个医生没有证，给同一个病人来看病，能想象到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吗？”王磊的妻子满腔怨愤：“我没有想到国家的三甲医院能够出现这种问题，红帽子下开黑店。”刘莉的母亲痛不欲生：“你说你怎么走了，你让我怎么活下去。”
此时此刻，除了后怕和愤懑，我几乎无话可说。
尽管院方否认实习生非法行医，记者暗访却发现，他们不但堂而皇之地给人看病开药，而且上手术台给人做手术——在医学院读书的几年，一直如此！
我理解，所有医生都是从实习生过来的，医学院的学生需要临床实践的机会，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独立诊治啊。有哪家医院的院长、哪个指导医生，敢放心地躺在手术台上，让还没毕业的实习生动刀子？可我们这些一无所知的病人，却在指望根本不具备行医资格的人给我们解除病痛。这可是堂堂的三甲医院，而非黑诊所！除了视人生命如儿戏、草菅人命之外，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来形容。
我也理解，救治过程中发生误诊或者死亡事件当属正常。但是，如果误诊是由非法行医引起，死亡纯粹属于医疗事故，医院就不能袖手旁观、泰然处之。这不是姑息袒护是什么？而在发生误诊和医疗纠纷之后，医院不是躬身自省、严惩肇事者，而是篡改病历、百般遮掩，这不是纵容杀人是什么？一起起的非法行医事件，发生在这样一家让人仰慕的大医院，所有的监管难道都失效了，所有的管理者都毫不知情或者习以为常、视而不见？
作为患者，我们还敢放心地去医院，有病找大夫吗？我真的不要求所有的医者都医术精湛、救人水火；我也不奢求所有医生都医德高尚、妙手仁心；我只希望，作为医生，你能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有最起码的责任心。要知道，救死扶伤是你的职责所在，他人的生死就在你的一念之间，你能小心一些、谨慎一些吗？
有多少误诊是不负责造成的，有多少医患冲突是丧失良知所致？因为担心医生的医德水准，我们看病时，都希望能找个熟人帮忙，原本简单正常的医患关系，由此变得暧昧复杂。医生成为强势人群，他可以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刁难病人、寻租利益。可谁都不是无所不能，在另一个行业，强势的医生，可能就是弱者，他一样需要找人托关系，也难免被人欺骗坑害。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谁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挖陷阱，谁都可以用手中的一点点权势要挟别人，同时又落入陷阱被人要挟。为了避免被愚弄，我们得学习各种知识、掌握各种手段、提防各种骗局，结果，交易成本越来越大，生存越来越不易，活得越来越累！
事情原本不复杂，无非是守底线、讲操守。当老师的，教好学生；当医生的，看好病人；当官员的，克己奉公。只要每个人都做好分内事，不玩忽职守、恪守职业底线。如此，就不会有那么多冲突纠纷、事故隐忧，就不会人人自危、命如草芥。
厚德尚道，这是北大医院自称的医院文化。怀揣奢望，愿为医者能如此，为人者亦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