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多年，医患矛盾明显加剧。作为医疗卫生服务的终端，公立医院是每次医改绕不开的“堡垒”和“重头戏”。
一位医生眼中的两次“医改元年”
如果没有当年的“放开搞活”，可能谢鹏雁的工作积极性很难被充分调动起来；但如果不从这条20多年前铺就的道路上转向，令谢鹏雁感慨的医疗行业的“唯利是图”恐将越演越烈
记者发自北京 医药公司运来整箱整箱的药品，分发给每个科室主任，打开一看，金属高压锅深藏在药品的包装盒里，锅里塞满在一盒一盒整齐排放的药品。
“我没有收，但是我知道有人收下了锅。”3月1日，北大医院消化科主任谢鹏雁坐在第二住院部三楼整洁的办公室里，头靠在舒服的黑皮椅背上，说起20年前的这个细节时，一种正义感油然而生。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末，医药公司给医生送礼、给回扣还是羞答答地，那么在进入新世纪后，医院拿医药公司回扣，俨然是行业的公开秘密。
“90年代开始，医生的收入不断增长。最近三四年吧，我的工资达到顶峰！”谢鹏雁说。他也承认，与之对应地，老百姓看病越来越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例子屡见不鲜。
针对这一严峻的问题，今年2月23日，卫生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于2010年开始，选定16个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其中，公立医院改革指导思想的第一条便是“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
继1985年的首次医改后，这被称为中国开启了又一个“医改元年”。
第一次医改：打开营利之门
此后几年，谢鹏雁的收入明显增加，奖金从5元、10元，后来超过工资达100多元
1978年1月，28岁的谢鹏雁背着书包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大医院）消化科报到，在编号“99”的表格中填上了自己的名字，从此成为一名医生。
“当时医疗责任事故极少，医患关系非常融洽，医生深得老百姓的信任。”说到这些，谢鹏雁的眼神中闪现出一丝职业自豪感。
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当时国家针对文革十年浩劫对卫生系统的严重损害进行修复、调整。所以，公立医院的定位是以提供医疗服务、改善居民健康状态为唯一目标。
不过，谢鹏雁的工作积极性并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医生完成一定的门诊量、床位使用率和周转率等指标后就能领取工资，也没有奖金。”当时，医院的收入主要靠国家财政投入，医药收费很低，医院和医护人员都吃大锅饭。
“弊端很明显，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高，服务效率较低，总体技术水平不高。”谢鹏雁说。同时，公立医院的运营和监管难题也凸现出来。
在这个情况下，1985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1984年8月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
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下来观察，这一事件被如今的记录者称为中国首次“医改”。其改革核心内容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放开搞活，鼓励创收，提高医院的效率和效益。改革的基本做法则是国家“只给政策不给钱”。
对于北大医院来说，真正踏进改革大门是在1988年1月。当时谢鹏雁由总住院医师和主治医师转为内科秘书，他所在的消化科隶属于大内科——是北大医院选取的四个医改试点科室之一。
这一时期的医改仿效国企改革，调动了医院和医护人员的积极性。谢鹏雁回忆，北大医院是上世纪80年代全国就医人数最多的医院，每天有3700人次就诊，而且不限号，多的时候一天有7000号，医生从早八点到四点半坐诊，中午半小时吃饭，人累得不行了还要坚持。
此后几年，谢鹏雁的收入明显增加，工资虽只有70-80元，奖金却从5元、10元，后来超过工资达100多元。同事的奖金也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每人每月20-30元增长到每人60-100元。“奖金是上不封顶的，而奖金又和创收能力挂钩，为了控制医护人员奖金过多，当时还没有财税，但已经征收奖金税了。”谢鹏雁说。
医院的积极性也很高，纷纷进行扩建和更新设备。此前北大医院一个病区70多间病房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此时所有的病房都有。原来最多一间病房住过6个人，此时最多3个人一间。上世纪90年代后，B超、CT、核磁共振等先进设备也迅速得到补充和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