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医疗在中国的路径依赖

囿于中国的医疗体制，建构于其上的互联网医疗有着较强的路径依赖。这一路径依赖使得互联网医疗日益自我强化原有的发展逻辑，最终积重难返。
 
　　要理解互联网医疗的路径依赖，首先必须理解中国医疗服务体系自身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的支付方主要是政府医保和个人自费，对医疗机构没有控费能力。同时，政府长期压制医疗服务价格，使得医生的收入结构主要依靠药品回扣，形成了以药养医的局面。以药养医导致药价虚高，因此政府的控费环节主要集中在药价上。同样由于缺乏制约，大医院利用自身优势，聚集了最优势的医疗资源，从而引发虹吸病人的怪象。最终导致了看病难和看病贵的局面。
 
　　从上述的简单分析来看，中国的医疗服务是在失衡的结构下发展的。在整个体系中，服务方最为强势，支付方无能为力，产品方借助服务方也能分一杯羹。政府虽试图控制服务方的膨胀，却选择了压制产品方的错误路径。服务方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正在不断强化自身的优势以获取与支付方和产品方谈判的筹码。在这样强烈的路径依赖下，政府要想改变失衡的结构就必须扶植支付方以制衡服务方，进而规制产品方。
 
　　在服务方没有约束的线下医疗体系的背景下构建互联网医疗体系，只可能去强化原有的发展逻辑。如果没有支付方的进场和支持，想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制约服务方无疑是螳臂挡车。因此，互联网医疗在当前的发展模式更多的是只能满足服务方的扩张。但要满足服务方的扩张并不容易，这源于市场的供需不匹配。由于大医院聚集了优质的医疗资源并虹吸病人，病人获取非大医院的医疗服务较为容易，并不存在线上的迫切需求。但病人所需的优质医生光满足线下就已经顾不过来，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满足线上的需求。
 
　　因此，互联网医疗在中国的发展被迫转向线下，意图通过直接控制线下的医疗资源来反向为线上的服务提供解决方案。这里分为轻重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嫁接现有的医疗资源直接在线下已有的医疗机构提供各类服务，另外一种则是通过自办医疗机构的重服务。表面来看，轻服务能够获得快速的发展，一切都是现成的，只需把控好服务方的质量，提供优质的服务即可。但线下医疗服务体系本身的路径依赖决定了这种模式的巨大挑战。
 
　　首先，如何吸引病人。线下的实体是有服务半径限制的，不可能为了一个普通医生赶几十公里来看病，而名医自身又很忙，即使过来多点执业也是坐诊而已，不可能有时间来为病人做细致耐心的私人医生。这就决定了这类线下诊所只可能服务周边人群，互联网吸引用户的优势就很小了。在进入线下后，互联网医疗就真正的成为了医疗服务的有效辅助工具，提高线下服务的能力，真正做到以病人为中心。因此，在这里主要是如何通过服务粘住客户，传统的互联网流量打法毫无意义。
 
　　其次，在以药养医的前提下，如何分配利益。中国医生的诊费是非常低的，只能通过以药养医。如果医生通过多点执业到别的医疗机构执业，药品利益如何分配是个大难题。现在的多点执业是行政性的或者是名医坐诊，医生出于政治任务或者为了高额的诊费也具有较大的动力。如果让普通医生多点执业，在没有高额诊费的前提下，他们的动力又有多少。而且如果是长期性的合作，药品利益分配又是如何解决？
 
　　最后，医生行为的监管。在支付方监管能力薄弱的现状下，如何去有效监管多点执业的医生行为是一个较大的挑战。虽然医疗机构负有主要的责任，一旦发生纠纷也可以通过医责险来覆盖，但是，如何有效监管医生的检查和处方，制约其受利益驱动的行为仍是无解。另外，对于病人来说，平台医生的多点执业行为并不受他们欢迎，因为这样的医生在社区已经有了。如果说长期跟踪病人并为病人提供合格有效的服务是基层医生的竞争力的话，多点执业的医生显然没有这个能力。
 
　　因此，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轻服务模式高度依赖当前的医疗体系，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很难真正去获取用户并取得发展。而重服务模式虽然能够克服轻服务模式的一些弊端，但仍面临如何吸引病人和控费乏力的困扰。在高度管制的医疗服务领域，互联网医疗迎来发展的前提必须是政府转变思路，从重准入轻监管改为重监管轻准入，真正推动医保的精细化管理和商保的发展，加强对服务方的监管和控费力度。这样才能最终建立良性循环的发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