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皮老产区的消散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时，丹皮为国家计划管理品种，由中国药材公司统一管理并安排产销，建国初期时，由于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丹皮供应量显不足，于是国家对丹皮生产实行政策支持，中国药材公司给予生产扶持资金，鼓励四川、山东、湖南、安徽、陕西等地发展丹皮。在此条件下，产生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几个上规模的产区，他们分别是：四川垫江（今属重庆）、灌县（今都江堰）、邻水的川丹皮产区，山东菏泽、曹县、鄄城的曹丹皮产区，湖南邵阳、邵东产区，安徽铜陵、南陵的凤丹皮产区，以及河南、湖北、陕西、山西产区。
四川的垫江、灌县、邻水曾经作为川丹皮的主产区，鼎盛时期产量都在400~500吨，但改革开放以后，当地农户选择面扩大，因丹皮生长耗时长，对农户来说不仅占用资金时间长，未来的价格也充满未知性，四川产区各地不断出现减种，到如今，灌县和邻水有极少量的川丹皮栽种，仅垫江还剩下几个大型基地，产出的川丹皮也主要用作出口用，今年出口量在80～100吨左右。 山东产区曾经在计划经济时期对我国丹皮供给量也有着重要贡献，同样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当地农户同样面临丹皮周期长且价格不稳的难题，逐年减种，曾经能够达到400～500吨的产量，如今产量能稍上规模的还剩菏泽及周边，这两年产量都在150～200吨左右。
各地情况笔者在此就不一一仔细说明，湖南、湖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近两年各地每年的产量都在100吨左右，几大老产区如今在丹皮产量上早已没有了话语权。
牡丹皮新产区的集中
如今说起丹皮，想必大多数人都会条件反射性的想起安徽。凤丹因为根粗、肉厚、木芯细、粉性足且上面亮星点多，一直作为丹皮中上品的代表，在2006年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使得凤丹的安徽铜陵产区，多年来产量变化不大，产区保护性好。
而如今说起丹皮，更多的人会想起亳州，在建国初期亳州并不算的上是丹皮最大的主产区，但随着当地倚靠药都的优势条件，多年来不断的发展生产，如今亳州已经成了丹皮全国最大的产区，产量占到了全国产量的60%-70%，对全国丹皮产量的影响上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亳州当地丹皮的栽种主要集中在五马、颜集、华佗镇、芦庙、谯东镇、十九里一带。
产区集中各有利弊
现今，安徽是丹皮产区的主要集中地。通过上面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出，丹皮的产区由原来的“处处发光”变为如今的“独领风骚”，集中化明显，但集中化对丹皮后市而言是喜还是忧呢？下面我们从两面来讲讲。
有利的一面：
产区的集中化。改变了过去大宗采购来源分散的局面，产区分散时，若企业要进行大宗采购，要么天南海北四处跑产地，要么从货源集中的药材市场采购高于产地价的货，但这两种选择，都会增加采购成本。
产区的产业化。分散的小农经济栽种方式，使得采收加工受到地域上的限制，无法进行集中式的采收和加工，大规模机械化无法开展，生产成本无法得到边际成本的优势。例如在丹皮的采挖刮皮上，安徽亳州因为生产上下游的链条已经比较成熟，有产业链格局优势，当地有专门的队伍进行采挖，一亩地的刨地费用只需要600元左右，当地有在丹皮刮皮抽芯上的熟练工人，刮皮抽芯1公斤只需要0.5元左右。而重庆垫江产区，当地栽种并未形成大规模，就更谈不上产业化，刨地是请一般工人按照正常工价，一亩成本高达1500元左右，当地农户也没有刮皮抽芯经验，加工速度缓慢，刮皮抽芯1公斤的成本高达1.3元左右。
不利的一面：
资金进场更容易。对于中药材而言，产区的集中意味着产品的集中，而产品的集中意味着囤积的方便，因此，资金面在进出的选择上，更偏爱于产区集中的品种。再加上丹皮不宜生虫方便储存，在人气方面从来都不寂寞。
道地种源的退化。中药材讲究道地，若需要药材达到最好的药用状态，就需要给予其符合自身生长因素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然充其量也是“歪瓜裂枣”。就丹皮而言，虽也谈不上种源退化，但曾经的川丹皮、曹丹皮、西丹皮、江丹皮等，市场上也已经不多见了。
产区的集中化，或许并不是只有丹皮这一个品种面临的状况，但不管怎么讲，这也是市场机制带来的结果，是“看不见的手”带来的结果。而对于丹皮这个品种而言，是喜还是忧呢？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集中化一方面带来了丹皮生产成本的降低，专业化也会带来产量的提高，集中化另一方面加重了丹皮投机机会，加强了其震荡的幅度。就这两方面而言，对丹皮后市是不利的，再加上现众所周知的丹皮高量库存问题，就笔者看来，未来的丹皮，近一年的短时间内仍不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