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调查报告，包括同仁堂、云南白药、胡庆余堂等在内的全国九大中药品牌商，在被检测的65个中药样本中多达48个有农药残留。同时，该组织对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七个国家市场上的产自中国的中药材产品进行了抽样检测，接近一半的样品上检测出了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剧毒、高毒的农药。药中有药，令人闻之色变，药材中农药残留超标的真相是什么?如何拯救中药?
多数民众对于中药农药残留并不知情，他们觉得中药是最天然最没有副作用的
中药可能变成毒药的代名词?
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中药材被农药污染，并没有一个权威数据。
翻开过往的报道和论文，相关信息屈指可数，并多由学界和民间机构调研完成。在2007、2008两年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薛健(研究方向为中药成分分析、药物中有害污染物分析)主持完成的报告直指中药材农药残留诟病。
《中药农药残留问题研究与思考》一文发表于2007年10月，《中草药》第38卷第10期。论文指出，中药农药残留污染具有普遍性，尤其是有机氯农药，根据“九五”攻关课题“中药材质量标准规范化研究”中对72种中药材的850份样品的检测结果和“十五”重大科技专项“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中“有机氯农药残留研究”对50种中药近500个样品的测定结果及多年来的文献报道数据可以看出，中药材中有机氯农药残留检出率达90%以上，尽管大多在合格范围内，总体超标率低于10%，但个别药材中“六六六”或“滴滴涕”残留超标现象非常严重，如部分人参、三七、西洋参样品。
2008年，薛健等人发表的《55种中药材的有机氯农药残留状况调查报告》在全国范围对55种药材中的16种有机氯农药残留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总体检出率74.8%，超标率5%，“根类药材污染较其他药材严重，尤其种植历史较长病虫害发生严重的药材如人参;动物药材水蛭也有较高的污染。”
在这些民间组织的报告中，近日由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报告颇具分量，报告出炉后旋即引发舆论热议，绿色和平甚至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PDF版本的调研报告，并制作了《谁可救药》的专题网页，一些药材以拟人化的方式出现在网页上请求人类帮助它们。
2012年11月至2013年4月期间，绿色和平在包括德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美国、意大利、英国在内的七个国家购买了菊花、枸杞、金银花等七种常用中药材样品。在抽检的36个样品中，35个样品被检测出农药残留，其中32个样品检测出3种以上农药残留。另外，接近一半的样品上检测出了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剧毒高毒的农药。26个样品上一项或多项农药残留都超过了欧盟最大残留限量的规定。
同时，绿色和平在全国九座城市(含香港)的北京同仁堂、云南白药、胡庆余堂、九芝堂、天士力等九家连锁中药房，购买了65种中药产品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在检测的65个样本中多达48个有农药残留。样品中32个含有三种或以上农药残留，其中一些样品检测出的农药残留种类高达数十种。
“药中的毒药，或者说药中药，我比较担心，按照现在的情况，国内中药可能会变成‘毒药’的代名词。”中南大学分子药物与治疗研究所所长徐明对央视网记者表示，“如果你闭着眼睛从市场上去拿中药材，按照欧美的标准，我可以说90%都有农药残留;按照国内的标准，大概只有10%-20%的达标率。这还要看好的年头，雨水充足，虫害比较少。”
徐明早在2005年就建立了独立的第三方中药有效成分检验检测机构，在做中药有效成分检测时，毒素成分也是他的常规检测项目。
滥用农药和熏硫成普遍现状
中药材在种植过程中可能受到农药及化肥污染
和蔬菜问题频现一样，中药材并不能独善其身，它们拥有共同的源头——种植。
在工业化农业模式的延伸之下，中药材亦沦为企业扩大经济利益的工具，受到大量农药及化肥污染，从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来看，农业污染已经超越了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染，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第一大贡献。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药师、博士生导师刘绍贵接受央视网记者采访时认为，农户添加农药不奇怪，“因为有些品种确实容易长虫，一些果实带有香味，在果实成熟后更容易吸引虫子。但问题在于，农户一味注重利益，几乎不去考虑是否有害，一旦出了问题也没法追溯。”
一些农户滥用农药的现状被绿色和平的考察成员记录下来，这些喷洒农药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中国农村广袤的土地上上演。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素有“三七之乡”美誉。三七的种植过程较为辛苦，从选地开始，必须开荒“处女地”，两三年一茬一开垦，再加上这些植物喜阴比较娇气，禁不起晒，地上每隔两米就得支起竿子，上面再搭上价格不菲的遮阳网。
三七种植中病虫害比较多，农药几乎伴随整个生长过程。在一月份下种的时候药农就将红籽或是籽条与多种农药一起搅拌，于是交易市场上出现五颜六色的拌了农药的种子，甚是壮观。
药农小林告诉考察组成员，他们每周要撒农药杀虫，在雨季更加频繁。当考察组成员对农药过量使用表达担忧时，小林的脸上流露出疑惑与不解，“杀虫不撒农药，撒啥?”
文山德厚镇的一位大姐已经种了十多年的三七，对自己30多亩地里的三七呵护有加。大姐说，从没有专业人员指导她种植过程中的用药方法，不认字的她只能凭经验调配农药，通常五六种农药混合使用，但这些年虫子越来越不好治，虫子的抗药性太强了，每两周就得换一次药，不换就治不住。
这些实例对于刘绍贵来说并不陌生，刘绍贵举例：太子参有肉质的气味容易长虫，农户在挖洞栽种的时候，会把“六六六”放在洞里。等药材长好拿到市场上去的时候，“六六六”的气味依然浓烈，遇到这类的药材他所在的医院会销毁，但其他的小医院、小药店就不好说了。
此外，熏硫和染色也是导致中药农药残留的重要原因。
熏蒸硫磺是保存药材成本最低、最方便直接的方法，但也是导致中药农药残留的重要原因
湖南省中药学会副会长、主任中药师方石林介绍，熏硫磺可以杀菌、增白、增重，为了药材卖相更佳，储备更久，熏蒸硫磺就成了成本最低、最方便直接的保存方法，包括当归、人参、党参、贝母在内的多种中药材都会使用熏硫的方式，“但如今，一看到药材长虫、变色了，农户就用硫磺反复熏。”
此外，刘绍贵注意到农户为了争取更多利润，除了种植外还承担了多数的初加工业务，这导致多数药材厂家不再加工药材，而农户对药材加工技术有限，滥用硫磺也较普遍，再加上“种药致富”的地方保护主义，农药残留缺乏检测，导致中药材的源头失范。
GAP困境呼唤标准化基地
标准化问题已成为制约国产中药走向国际市场最大障碍，是各国阻击中药进口的主要门槛
GAP是指“良好农业规范”。2001年，在当时国家药监局的推动下，《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简称GAP)开始试行。这项覆盖中药材生产、加工、流通、仓储等诸多环节的规范，旨在推动国内中药材种植和集约化、规模化和规范化，以及解决中药材行业的标准化问题。
中南大学分子药物与治疗研究所所长徐明介绍，到2011年为止事实上国家真正批准的不到51个品种，66个生产药材的基地，而中国大宗常用的中药材品种约有360个，按照这个速度，完成GAP需要60甚至70年的时间。
“并且GAP需要企业自主申报，并设有投资标准，而中药材跟农副产品一样，需要一个长期的时间，单靠企业来做风险很大。”徐明说。
GAP中并不缺乏“规定”，比如在农药使用部分规定了“药用植物病虫害的防治应采取综合防治策略”及“如必须施用农药时……应采用最小有效剂量并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以降低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第十六条)”;农药残留量、重金属及微生物限度均应符合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第四十二条)。
而在实际操作中，“病虫害综合防治的原则”和“最小有效剂量”的标准并无执行标准和评估指标，难免成为一纸空文，无法应用到中药种植的实践当中。
此外，在药材领域，我国中药材都是以中国药典为准。但中国药典就只是对黄芪、甘草两种中药材上三种农药，“滴滴涕”、“六六六”、五氯硝基苯有最大残留量的规定，而且这些药材标准还是整合了之前几个食品上农残标准制定的。
徐明认为，标准化问题已成为制约国产中药走向国际市场的最大障碍，是各国阻击中药进口的主要门槛，国产中药材多数缺少明确的有效成分含量指标，没有可与国际接轨的重金属、农药残留、微生物及外源性毒素等检测标准，直接导致产品出口受阻;也因为没有完善的标准体系，中药的误用、滥用既难免发生，结果进一步恶化了国产中药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
为了系统研究和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徐明创立了一家独立第三方中药有效成分检验检测机构，先后对20多种不同产地，不同种植方式的同类中药品种有效成分进行了系统比对分析。结果提示，多数药材的有效成分受产地和种植方式影响。而过度和不合理的杀虫剂、除草剂和化肥的滥用，是重金属、农药残留的主要原因。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研究结果，同时为了探索一条有效的中药标准化之路，2006年起徐明开始筹建1000亩韶山中药材种植标准化示范基地，通过科研攻关实现中药材种植的可控化、标准化和无污染或低污染，从而提高中药产品的质量。
经过近八年的调查研究，徐明初步证实：同一产地，相近的种植方式，可以收获到有效成分相对稳定的中药材，适时、适量、合理的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完全可以避免残留物超标。
这一示范基地模式，已影响到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数十个中药种植基地，他们纷纷到韶山中药材种植标准化示范基地取经。
理性看待“残留门”
徐明觉得，他创建的基地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一般在果实采摘一个月前尽量不打农药。如果非打不可，则要选择生物农药，但普通农户很难承担;他的基地拥有多名研究员，全程观察指导，而在国内多数GAP示范基地流于形式。
规范中药标准化进程将为中药材质量安全提供重要保证
对于中药农药残留，尽管“数据”不明朗，中南大学分子药物与治疗研究所所长徐明依然乐观，“这一切都是可控的。”
徐明向央视网记者举了两个例子：日本汉方原料的80%以上来自国外，他们采取原料种植到使用多环节的监控、溯源，保证药材原料的稳定性和可控行。如津村制药在吉林的人参基地，采取农场式管理，全部按日本的要求管理。钟纺制药采取的模式是，日方下订单，供应公司建立与农户的合作关系，追踪落实到个体、农户从而保证采购品种达到来源可知。
花旗参是美国的主产品，从种子到田间管理，直到等级加工、严格以协会认定的标准和规程进行种植和操作。欧盟则采取以有机和无公害为手段和控制方法保证采购天然植物原料的安全可靠。对基地认证、对采购检验，用标准控制基地的规范种植。
“规范中药标准化进程将为中药材质量安全提供重要保证，同时结合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验、检测，从种植到加工的各个环节，都加以严格质量控制，层层把关，确保中药材的高品质。”徐明说。
流通环节的农残把控则较难，“如果能够控制，通过法律法规手段来限制恶意助长‘毒药’流通的企业，敦促企业自律。”
对此，绿色和平建议：食品安全与环境保护是政府、企业、农业组织和个人的共同责任，整个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大企业的带头作用，绿色和平呼吁各大型中医药企业，从自身供应链的管理做起，改善产品无追溯和农药使用无监管的现状，并承诺：切实贯彻农药减量政策，设定具体可执行的时间表和数据评估监督机制;记录并公开供应链中的农药种类和使用量加强农药使用的指导和监管，确保高毒剧毒农药不在中药材上使用;建立并公开企业有关中药种植的农药减量机制，公示生态技术和机制方面的革新，包括公司自建基地的减量及对供应商的要求。加大对生态农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推动生态农业发展。
“中药与西药是行驶在两个不同轨道上的火车，中药已经证明了它的疗效，但多年来出口的仍然是源药材，而频频曝光的海外中药材农药残留令中药信誉减低了。”徐明表示，“中药应该有自己的标准走出国门，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药材的本质——相对恒定的成分和杜绝农药残留。”(记者曹晓波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