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好药成贡品
在老重庆的物资集散中，中药材属于大宗交易。
史籍很早就有关于巴渝地区野生药材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列举巴国物产时提到：“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到唐代，重庆所属13州向朝廷进贡，贡品清单中便列有川穹、大黄、巴豆等21种。清代药材品种更多，乾隆《巴县志》记载：“药属，花属，其类甚广，难以枚举。”光绪《长寿县志》亦云：“药品如薄荷、紫苏、香附、牛膝、半夏、车前、黄精、首乌、女贞子、益母草各品，不可枚举。”光绪《秀山县志》称：“厚朴、黄柏岁货数百金，八面山产杜仲至万斤。”
清代，一些县开始人工种植药材。道光《綦江县志》写道：“前明有官于江西者携种来，延于附里。本药材，不中食，故人不知贵而有贱值收诸。乾隆中忽昂贵，遂获厚利以致富，人多植之。”民国《重修丰都县志》记载：“黄连，药中上品，产黄水坝，有捆载出洋者。”光绪《大宁(今巫溪)县志》称，当地药农栽种黄连、杜仲，药商常来收购。
重庆因水运发达兴市后，八面来风，各地药材蜂拥而来。乾隆《巴县志》称：“西药自陕甘运来”，“广药由长江运来”，“淮药由河南运来”。
天时地利人气旺
本地及外地药材货源充足，使重庆成为西部药材批发中心，药帮云集。清末民初，本埠有江西临帮、广东广帮、浙江浙帮、河南淮帮、陕西陕帮、湖北汉口帮和本地的川帮，统称“药七帮”。经过激烈商战，川帮力克外省各帮，确立了霸主地位。
在经济杠杆作用下，重庆药材市场发育最为健全，形成完整产业链。上家是贩运商，下家由咀片铺、择药铺、字号、药栈、批发商、中医院组成。咀片铺有仁济、庆余堂、天元堂、熊长泰、炳泰堂等。择药铺有锡祺生、裕盛昌、德盛荣、全盛昌、兴盛荣、同福源等。由择药铺发展成字号的，有自立成、义和源、阿福源、裕盛昌、德盛等。药栈有惠泰永、谦泰隆、正泰和、衡丰泰等。批发商有大道生、福源长、聚义长、祥源、同义长、怡生活、大川源等。其总数300家左右，盛极一时。
为方便装卸药材，药帮店铺主要分布在长江边储奇门、羊子坝、人和湾、金紫门一带。白天货船如蚁，帆樯遮天；入夜笙歌不绝，通宵达旦。据知情者回忆，有的大药商富可敌国，求田问舍，妻妾成群。
西医院进口药品贵，但凡家中有病人，老市民总是习惯地说：“去抓几服药来吃。”所谓抓药，就是去选用中药材。原来除正规中医院外，药材铺也会聘请中医师在堂前坐诊，推销自己的药物。
据理力争掀风潮
1929年，市药草研究会成立，开展科研，负责人许桂林。1931年，市国药业公会成立，首任主席许锡之，在鱼市口桐君阁药铺办公。
药材帮信奉孙思邈，尊为药王，逢其生辰要齐聚药王庙或老君洞进香。药材帮平日议事之处，在储奇门附近茶馆内。每天上午，各家派出得力管事到场，指导定价，调剂余缺，拆借头寸。
1930年8月25日，储奇门发生大火灾，波及周围三四华里，受灾民众逾万家。药材帮损失惨重，上书军阀刘湘，请求减免税赋。函中写道：“焚尽药材之精华，因之彼此牵连，药业全趋停顿，以债务而倒闭者日必数起。”
另一方面，参加投保的药商联合起来，向英商白理洋行索赔，将洋行围得水泄不通。洋大班威尔逊迫于压力，派查验员调查损失，但每日只查验三五家就要收工，数百家药材铺受灾，何日才能验完？
急需资金重整旗鼓的药商们心急火燎，得知白理洋行总部代表沃尔特来渝，周懋植、朱子廉、毛言志、段裕华等人，俟其刚下轮船，就把他挟持到茶馆去“吃讲茶”，当面评理。接船的威尔逊护着沃尔特，威胁中药商，声称这是挑起外交事端，闹不好要动兵。不料闻讯而来的成百灾民一拥而入，推的推，搡的搡，有的还大声吼叫：“把他龟儿子拖下河去吃水！”
沃尔特魂飞魄散，答应停止查验，按保费90%赔偿。
踏平坎坷成大道
1932年日军挑起“一·二八”事变，因失去上海、东北市场，药材业大受影响。重庆《四川月报》1933年第三期报道：“沪战事起，金融周转不灵，停贸字号接踵而至。计有兴盛荣、隆记、震泰长、同福源、达利生等30余家。最大字号如同义长、天福同、丰蔚，亦于民国二十一年宣告歇业。”
抗战时期，日机狂轰滥炸重庆，药材帮陷入灭顶之灾，残存者不到十分之一。滇缅公路失守，西药来源中断，中药材弥足珍贵。本埠药商出自爱国热忱，捐药施药，作出了积极贡献。一些药商还加工制作传统饮片出口，换回宝贵的外汇。
新中国建立，中药材全行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转变为国营企业，实行统购统销。改革开放，私商重出江湖，重庆药材市场焕发了青春与活力。
